[摘要]精英論的一大問題是隻提出問題，不提出方案。胡適當年敗走的背景，恰是主義與問題之爭。而當下中國電影的最大問題恰恰是建構，而不是解構。
作者：張冠仁，騰訊 大傢專欄作者，作傢，編劇，曾任大學教師，後留學深造，如今回國，右手寫字影視，左手互聯網。
昨天讀瞭朱白兄的《中國電影最大的問題是人傻》（原標題是《暑期檔華語電影的暴力反彈意味著什麼？》）。雖然在許多方面，我與朱白兄都所見略同，但是這篇文章的結尾我是不認同的 “正是我們的觀眾具備瞭百折不撓、吃一百顆豆不嫌腥、可以從簡單白開水中獲取看似莫大實則輕浮的精神撫慰、看見芝麻認作西瓜等等優良品質，才可以培育出我們包括執著專註的電影人和正常觀眾無比痛恨的圈錢、掙快錢的環境。別忘瞭，‘此處人傻、錢多，速來’的成立條件是‘人傻、錢多’，讓投機者速速前來撈上一筆的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首先，他“簡單粗暴”地用瞭全稱性批評，這並不恰當。即使《捉妖記》票房過瞭十億，那也不過是2000多萬的觀影人群而已。
就像把河南人和騙子粗暴地劃等號，或者但見有人批評中國，就罵他“滾出中國”，這種語式的邏輯都是同構，在批評的同時坐上情緒的順風車，卻是邏輯上的“懶漢”。除瞭宣泄情緒，或者表達審美優越感之外，並無實際建設意義。
其次，朱白兄混淆瞭高票房與好電影的標準這兩個概念。我很奇怪的是，在出版界，為什麼沒有人以《追憶似水年華》的標準來要求一本叫《你若安好我便是晴天》之類的暢銷書，怎麼到瞭電影，這個風氣就變瞭呢？就個人品味而言，我高度尊重朱白兄的審美。而且，各花入各眼，吳莫愁不可能是所有人的菜。
但是，在我個人眼裡，對於電影工業來說，《捉妖記》《煎餅俠》《大聖歸來》這樣的電影就是好電影。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這些電影有著端正工作態度，特別是能尊重電影制作過程中的“慢”。
《捉妖記》七年死扛，《大聖歸來》八年抗戰，其中有大量特技和技術的原因。這種“慢”和審慎恢復瞭電影工業的本質要求，磨劇本、磕演員、等拍攝、磨後期、磨特效、磨音效、磨混錄……好的電影產生，需要經過一次次的反復等待。工藝流程的復雜度，決定瞭那些“多快好省”拍出來的電影在質量往往不盡如人意，但是質量不好不代表票房不好，有時，票房的成功會讓某些人誤以為從快從簡才最重要，或者把營銷作為電影票房的關鍵因素。
營銷當然重要，但是它永遠不能越俎代庖超越內容。今天，熱錢洶湧，IP火爆，電影制作周期正在逐步被壓縮到一個無法接受的程度。某些投資人甚至幻想電影就是一臺神奇的絞肉機而已，左手輸入熱門IP，右手就能源源不斷滾出票房，至於電影拍成什麼樣，根本沒人關心。
在大方向沒錯的前提之下，單位時間投入往往和成片質量成正比，這是一種工匠態度。
把快字訣留給互聯網小米們吧，隻有通過市場讓電影人明白，一部好電影必須投入足夠高的時間成本，距離電影回到內容本位才會越來越近。
第二個原因，這三部電影，都向觀眾表明瞭電影譜系的師承關系。
《捉妖記》主創都有明顯的香港印記：和劇本死磕的編劇袁錦麟是香港人，導演許誠毅是好萊塢背景香港人，投資人江志強也是香港人……
《煎餅俠》在喜劇風格上大量借鑒瞭黃百鳴和周星馳，結尾處，古惑仔的出場更是亮點，這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
《大聖歸來》口碑評價則是“最像好萊塢的國產動畫”。
《捉妖記》也好，《煎餅俠》也好，都證明瞭香港電影人與內地的更密切融合。從最早的外景地、發行市場、資本的融合，跨越到現在精神氣質和內容上的融合。你說它們是港片借屍還魂也好，說它們是國產片換血突圍也罷，這兩個“混血兒”，已經在市場上得到瞭巨大的正面回饋。
這些通過學習而非抄襲成功的原創電影案例，台中二手餐飲設備收購無論看品相還是看完成度上，都比那些所謂“自主研發”的青春片要更好，槽點也更少。
中國電影工業要想在短期內迅速提升質量，除瞭學習之外別無他途。向國外成熟的工業體系學習，即使因為話語權不對等被人傢當做傾銷市場或外景地，也在所不惜。中國汽車工業的成功，早就證明瞭這種“以市場換時間”的路完全行得通。
當然，我此處提及的電影工業，指的是可批量復制的類型片，那些具有強烈個人氣質的作者電影並不在此列。
而更尊重電影類型，正是我認為這三部新片是好電影的原因之三。
一個成熟電影工業體系的重要特征，就是類型化 歌舞片有歌舞片的標準，愛情片歌頌的永遠都是真愛至上，武俠片必須宣揚正義……這些都是標準。就像我們去商場買一臺冰箱絕不是為瞭當凳子一樣，冰箱的制冷也是標準。標準電影也是為情境服務的，比如到瞭情人節，你帶著精心化妝的女朋友去看《建黨偉業》，顯然不合適。
《捉妖記》的類型是喜劇奇幻，《大聖歸來》的類型是動畫超級英雄動作，《煎餅俠》的類型是喜劇勵志，基本都是兩個互相交叉可以覆蓋不同人群的強消費性的商業元素，在營銷過程中將各自的產品特征充分表露出來，《捉妖記》覆蓋全人群，《大聖歸來》吸引兒童及傢長，《煎餅俠》則是網民為基礎的青年人群。
讓人高興的是，這三部電影的導演清一色都是年輕人，年紀最大的也不過是1963年出生的許誠毅，這意味著他們還有很大的晉升空間。對年輕導演我們還是應該寬容一些，何況《煎餅俠》《大聖歸來》甚至都是處女作。
最後再問一個問題：觀眾真傻嗎？
關於觀眾品位的問題，我倒是一點都不擔心，但凡資本流經之地，質量水準提高之快這是有目共睹，當然，中國電影依然有許多資本依然無法解決的痼疾。但是，當這個行業通過資本方式吸引來瞭最頂尖的人才，那麼其他應該發生的事情遲早都會發生的。
從時代大背景下，大眾電影審美提高服膺與城鎮化過程同步的曲線。在國產保護月的大政策下，以上三部電影都可以說是做得很優秀。
這種批評本身的錯位：“讓春晚的歸春晚，讓帕瓦羅蒂的歸帕瓦羅蒂”，朱白兄文章裡暗含著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姿態和立場。這種“降維”式批評略顯空洞。這三部電影就是大眾電影。在春節晚會和新聞聯播為最主要傳播方式的國度，咱就不裝外賓瞭。
自《英雄》開始，電影已經逐步走向大眾消費產品，2013年趙薇也把“導演”去光環瞭（如果有的話）。拍攝電影又是非常耗時，《大聖歸來》據說是八年磨一劍，《捉妖記》起起落落最早是在2010年開拍的，換言之，在批評同構的時空裡的片子最快也要到明年才能上映。
但是朱白兄有一點難能可貴，在萬眾盛囂塵上地追捧《捉妖記》《大聖歸來》的時候，他提出瞭質疑，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距離優秀的工業化標準還是相當遠。在文化精英們被當作社會審美警惕的時候，這種防范機制是有效的，他們給小眾審美樹立標準，同時試圖防止大眾審美進一步墜落。
精英論的一大問題是隻提出問題，不提出方案。胡適當年敗走的背景，恰是主義與問題之爭。而當下中國電影的最大問題恰恰是建構，而不是解構。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將有一批讓人耳目一新的電影作品上映，他們的創作者都非常年輕，足以讓人滿懷期待。
今後有機會，再細聊一下關於商業電影和文藝片之間幾十年來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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